民以食为天，粮食是生存的最基本要素。各国政府从来不敢把粮价飞涨当一般物价暴涨那样来对待。

金融海啸后世界各国进入流动性过剩时代，各种资源产品价格纷纷上扬。粮食价格也在上涨。有关报道说，瑞士基金管理公司Ａｉｓ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软性商品交易员法奈尔表示，随着人口迁移入工业化地区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，食物价格料将持续上涨一段时间。他还表示，由于价格波动性太大，食糖进口商很难获利。他认为监管者或许应该设定“(价格)合理性限制”以平抑价格波动。洲际交易所(ＩＣＥ)３月期糖在２月２日触及合约高位每磅０．３６０８美元，为３０年来最高点。在谷物、食糖、咖啡和可可等软性商品价格急速上涨之后，食品价格上涨已蹿升为全球性的政治议题。

法奈尔说，“对消费者不利的消息是，食品价格可能持续上涨，原因是人口增加、人们从农村迁徙到工业化城镇、并且增加粮食消费。”“通胀是未来不可避免的，全球(软性商品)市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极端的波动性以及价格急涨，这就意味着市场需要激励生产者增产。”

用国人更易理解的术语说，法奈尔归纳的食品价格上涨原因是人口增长、城市化和工业化。此外还有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食品投机需求。

人口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对食物的需求，农地被城市化工业化覆盖则减少食物的产出，而放弃农业从事非农产业的人，则更进一步提高了对食物的需求。但是食品作物受天气左右而无法持续稳定生产。即使食品作物因为种植面积或单产提高能增加产量，其幅度照例很难赶上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。也因此马尔萨斯的悲观人口论早在２００多年前就提出来了。

目前全球一批新兴工业国崭露头角，这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全球更广泛地区展开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１９５０年代达到５３．８％，城市人口４．４７亿。到２０１０年，这两个数字分别为７６．０％和１０．１１亿；１９５０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为１７％，城市人口为２．８７亿；到２０１０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４６．２％和２６．１２亿。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增长１倍多，而发展中国家增加８倍多。

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，也意味着食物生产相对减少。这样的差距和缺口，将来还可能会扩大。这意味着食物价格的上涨，是不可避免的。目前世界各国应对突然暴涨的食品价格，多采用增加库存，给居民发放补贴或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等措施来应急。考虑到俄国、印度、越南等国都实施了粮食禁止出口，遭遇重大饥荒时想通过进口来解决食品短缺问题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切实际的。

如通过提高食物生产效率，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作物收成的影响，人们依然可以支撑全球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稳定推进。而这需要从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业从业人口的收入水平，同时增加大农业的基础设施和科研投入来保证。

如能让农民收入合理提高，食品价格一定程度上涨并非一无是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有效的监管、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共同作用，或可让食物价格上涨利大于弊。